
1934年,红17军军长张涛叛逃投敌,当了国民党的副师长,1949年,他拒绝随国民党部队前往台湾,而是留在大陆。不过最终他并未受处罚,这是怎么回事?
1952年,湖南祁阳县公安局的接待室里,走进来一个穿着粗布对襟褂子、满手老茧的老农。
老农走到办公桌前,对负责登记的干事说:“我来交代历史问题。”
干事头也没抬,翻开登记簿,拿起蘸水钢笔:“叫什么名字?以前在国民党里干过什么差事?”
“张高寿。”老农停顿了一下,“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副师长。”
干事手里的钢笔停住了。他抬起头,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像叫花子一样的老头。
老农接着说:“我还有个名字,叫张涛。1934年,我是红17军军长。”
干事猛地站了起来,碰翻了桌上的墨水瓶。墨水流了一桌子。
1933年,28岁的张涛被任命为红17军军长。
1934年初,张涛率领红17军在木石港打了一场胜仗,随后下令部队在王文驿驻扎休整七天。
国民党军队趁机调集七个多旅,包围了王文驿。
红17军仓促应战,加上指挥失误,伤亡惨重。张涛在突围时身负重伤,被警卫员拼死背出包围圈,送到了后方医院。
半个月后,张涛躺在病床上养伤。
一名相熟的干事推开门,走进病房。他关上门,走到床边,压低声音对张涛说:“军长,叶金波政委被枪毙了。”
张涛猛地坐起来,扯到了伤口,纱布渗出血来:“敌人干的?”
“不是。”干事摇摇头,“是自己人。”
张涛没有说话,呆呆地靠在床头上。
叶金波是他的生死搭档,两人一起带兵,一起打仗。打了败仗的张涛知道,下一个被审查的,很可能就是自己。
当天深夜,张涛扯下身上的病号服,换上一套老百姓的破衣服。
他推开病房的窗户,双手扒着窗台,跳了下去。落地时,他摔了一个踉跄,顾不上腿上的伤痛,一瘸一拐地钻进了夜色中。
红17军军长张涛,当了逃兵。
张涛一路乞讨,逃到了国统区,改回了原名张高寿,走进了一个国民党军队的招兵处。
“叫什么?”招兵的军官问。
“张高寿。”
“干过当兵的吗?”
“没有,种地的。”
张涛成了一名国民党军队的二等兵。
他身上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。只要他走到国民党长官的办公室,亮出自己红军军长的身份,交出红军的兵力部署和联络密码,他立刻就能换来金条和将校军衔。
张涛咬死不说,每天跟着新兵一起出操、扛枪、挨老兵的骂。
抗战爆发后,张涛跟着国民党军队上了前线。他懂战术,会看地图,打仗不怕死。他从班长、排长、连长,一路靠着军功往上升。
到了解放战争时期,张涛已经当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副师长。
国共两军在战场上对垒。
在国民党阵营里待了十几年,张涛守住了两条底线:绝不出卖红军的任何机密,绝不把枪口对准昔日的同志。
1949年,国民党兵败如山倒,有人劝张涛去台湾。
张涛摇摇头:“漂够了,“我这辈子没做过对不起良心的事,大不了一死,我想死在老家。”
他换上一身粗布衣服,把几件换洗的内衣卷成一个铺盖卷,背在背上。
张涛顺着大路,一路走回了湖南祁阳老家。
他拿起锄头,下地种田,成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,对别人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往。
1952年,全国开展口政治普查运动。
张涛心有余悸,知道自己的历史瞒不住,于是走进了县公安局的大门,主动交代了一切。
祁阳县公安局的干事记录完张涛的供述,立刻将这份惊天档案层层上报。
档案最终送到了时任湖南军区司令员黄克诚的案头。
黄克诚是老红军,而且还是张涛的引路人。
他翻开张涛的档案,仔细查看了调查组核实的材料。
材料上写得很清楚:张涛叛逃后,隐姓埋名,未向国民党泄露任何红军机密;在国民党任职期间,未参与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;解放战争中,多次消极避战,未沾染同志鲜血。
黄克诚拿起毛笔,在张涛的档案上写下批示:“张涛虽有叛逃之错,但未泄露机密,未沾血债。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,不予追究刑事责任。”
批示下达,张涛被免于处罚,回到了祁阳老家。
村里搞土地改革,需要一个懂算账、办事公道的人。村民们推选张涛当了土地改革小组长。
张涛每天拿着算盘,挨家挨户丈量土地,算账分田。他干得认真,从不偏袒任何人。
后来,他又被选为村长,安安稳稳地在村里度过了余生上海配资知识网,于1973年去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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